这部豆瓣95、影迷必看的电影到底好在哪?

  《美丽人生》的前半部分,就是个纯正的意大利浪漫爱情,而它的喜感,来自于她对传统爱情剧的反叛,即:道出爱的偶然、情的绵长,并提升性在爱情中的纯度。

  传统的浪漫爱情,惯于在男女主角若即若离的关系里,制造矛盾和冲突,借此来营造喜感、升温情感。但《美丽人生》不同,它更直接、更赤裸、更直奔主题,甚至到了离经叛道的程度——每次圭多与朵拉相遇,都会发生拥抱和躺卧:第一次是在农场,当圭多说自己是迎接公主的王子,朵拉就从二楼跌落草垛,压在了圭多身上;第二次是圭多骑车奔逃,刚转角就倒在沙堆里,压在朵拉身上。

  不仅如此,他甚至让自己的表白都是破天荒的:「除非严刑逼供,否则我根本不会告诉你,我有多渴望和你做爱!」(这段台词在国内公映时,都做翻译时做了技术性处理)

  这就是《美丽人生》里,爱情作为喜剧部分而出彩的缘由。它对爱情高度提纯,把还没进入状态的观众震得一脸尴尬,却还要给出一脸坏笑地嘲弄观众:思想又不纯洁了吧?所以圭多和朵拉的爱情,有着童话般的纯度,也因而显出异于寻常的浪漫。毕竟,不是每个男人都能在雨夜里给她铺上红地毯,也不是每个女人都敢在婚宴上跟另一个男人在桌底下接吻,甚至坐上他的白马当众私奔。

  《美丽人生》真正厉害的地方,在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,以及悲惨的集中营生活,抱持着与它对爱情同样的态度:高度提纯,令其失真,继而催生喜感。

  在爱情的部分,电影就已经对此埋下伏笔。比如电影开场,圭多汽车刹车失灵一路狂奔,路过夹道欢迎的市民时一路摆手让他们散开,结果人们更加狂热地挥手回礼。圭多的那个手势,像极了纳粹的军礼,而他在车上疯狂挥手,被人们误以为他就是前来巡视的检察官。

  对纳粹军礼的调侃,为电影对待残忍的态度定下基调:它是调侃的,甚至是漠视的。

  所以在直面集中营之前,导演让逐渐抬头的纳粹主义,显出影影绰绰的喜感来。比如让体态臃肿样貌可笑的官员去宣讲种族主义的好处,把叔叔家的白马涂成绿色,在圭多书店门口喷涂「犹太佬」字样。

  最直接的面对,是儿子在蛋糕店门口问父亲:「为什么牌子上写着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?」圭多告诉儿子,这是店主各有喜好,除了表示尊重,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——从这里开始,撒谎就成了最日常也最暖男的生活习惯:

  从书店被带走时,看到儿子在身后,圭多就挤眉弄眼地走出夸张的步伐,逗儿子取乐;

  被纳粹士兵抓走,一家人在大卡车上时,对儿子说这是他筹备了好几个月的生日旅行;

  被投进通往集中营的火车时,告诉儿子这是他预定的火车,如果不赶紧上就坐不到了;

  抵达集中营,他说这是个游戏,男女各一边,军人做裁判,攒够1000分,就能赢头奖。

  圭多给儿子的童话编织得越逼真,电影试图在掩藏中揭示的残忍就越凶狠。为了用更直白地暖男的谎言来反衬纳粹的凶残,电影甚至安排不懂德语的圭多,在德国大兵宣讲集中营条规时,主动担任翻译,硬生生把惨无人道的集中营教条,翻译成了欺骗儿子的游戏规则:这个捉迷藏游戏,哭闹、找妈妈、要吃的或被人发现,就攒不够1000分,赢不到真坦克。

  圭多用谎言编织童话,既隔离儿子与纳粹的关系,并在错位的喜感里,凸显战争的荒谬。

  用贝尼尼的话说,这种喜剧化的戏剧冲突和张力,才是抵达深层痛苦的最好途径。它先让你感受到主角置身于生活时的荒诞或喜感,借此放低电影和角色的姿态,让你觉得轻松愉悦;但当你真正觉得轻松愉悦时,他们就把主角的生活真相抛给你,那是真实的,也是极端痛苦的,关键还让你猝不及防。

  对导演贝尼尼和电影《美丽人生》而言,他用谎言为儿子编织童话的温暖,都不过是为了展示最后的残酷真相。就是说:他暖男的一面,针对的是电影内的妻子与儿子;而这背后掩藏的残忍,则给的是观众——这中间错位的裂缝,就是要让观众知道集中营和大屠杀的灭绝人性。

  一次是大屠杀前夜,圭多趁夜色抱着儿子奔逃,意外撞见「尸山」——一具具骨瘦如柴的赤裸尸体呈现出青紫色,他们的面部因痛苦而扭曲,眼球突出、目眦欲裂,像垃圾般堆砌在旷野里,在昭昭雾气中若隐若现骇人惊恐;

  一次是那个不停与圭多交换谜语的德国医生。进入集中营之前,他就是个对谜语就废寝忘食的人,圭多也因为足够聪明与他成为朋友——这种朋友的关系,让圭多和观众同时产生错觉:在集中营碰到医生时,觉得他肯定会对圭多一家施以援手。但结果并非如此:医生把圭多安排进宴会,不过是想借机向他请教那个令他寝食难安的谜题。

  《美丽人生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:它是喜剧的,但却不是肤浅的;它用圭多身为丈夫和父亲的暖男行径,反衬着集中营和大屠杀的惨绝人寰。正是在这个思路下,它才贡献了电影史上最温暖却也最残忍的经典桥段:圭多被负责清剿的德军士兵发现,用枪逼着他前往枪决地点;路上他看到儿子藏匿的铁箱,就再次挤眉弄眼地走出夸张的步伐以逗乐儿子,直到他永远地消失在银幕外。

  面对硕大无朋的残忍和血腥,《美丽人生》选择的是背过身去,用具体而微的父爱亲情,去赞颂光辉人性:你感受到的温暖越多,你要对抗的残忍也就越狠。

  当然,也得承认,军医的态度还有另一种可能,就是他想伸出援手,但糟糕的现实令他无计可施——关于德国医生是否愿意帮手的分歧和争论,也是所有跟《美丽人生》相关的话题里,最极端对立的一个。

  应该说,对医生态度的理解,取决于观众对人性的期许。如果你对人性还残存信念,就会觉得医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;但如果你觉得人性深渊深不可测,甚至到了你都快彻底失望的话,那你多半会得出跟我相同的结论:军医就没在乎过圭多的求救,而是沉迷在未解的谜语里无法自拔。

  坚信人性良善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吉迪恩·格雷夫,最开始也感觉难以置信。但当他得知奥斯维辛集中营里,居然有个由犹太人组成的,专门负责搬运、焚化尸体的「特别工作队」时,他再也坐不住了。

  从1986年起,他采访了全球31名「特别工作队」的成员,力图用最真实的经验和回忆,寻获人何以会堕落得如此残忍,以及他们内心是否还有挣扎。这就是他的《无泪而泣》。

  或许,在这本书里,你能找到《美丽人生》里,德国军医面对圭多时的心理活动。

  他的心理活动,很可能就像幸存成员雷布·朗非回忆的那样:「我们也是拥有正常人性的普通人,既没有嗜杀的倾向,也绝非道德沦丧。但由于被迫从事着噩梦般的工作,通常3到5天后,我们就不得不习惯了这项活动,逐渐漠然地接受身边发生的一切。」

  假如不这样,而是不停积蓄力量,组织起义愤而反抗呢?他们不是没做过,而且是借着工作机会,组织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上唯一一次武装起义。结果呢?当然是惨败而归,绝大部分成员被屠杀。之后又有新的犹太囚犯被抽调出来,组成新的「特别工作队」。

  无论电影《美丽人生》,还是格雷夫的著作《无泪而泣》,都没有要控诉德国军医,或是特别工作队。他们不是要给受众一个标准明确的是非观,而是在竭力呈现道德的困境,以及人处于这种困境中的痛苦。